这是我们讲述的第2293位真人故事

午餐时，同事告诉我：社区用了三个月时间，说服华裔父母，带孩子去做精神鉴定。在美国，给孩子做精神鉴定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其目的并不是为了证明孩子有病，而是为了寻找教育的最优方案。

(相关资料图)

在国内，如果某位教师提出带孩子做精神鉴定的建议，那么这位教师一定会被投诉的——这就是文化差异。

从2015年9月至今，我足迹遍布四大洲，以一名国际中文教师的身份，去感受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没错，我就是一名孔子学院的教师，我的使命就是：讲好中国故事，唱好中国声音。

我是廖诗琴，1991年出生，广西桂林人。先后在印尼、南非、美国、奥地利的孔子学院任教。

（在美国跳伞）

我很幸运，出身于书香门第。孩提时，父亲一手抱我，一手捧书；垂髫之年，母亲让故事变得温柔，轻轻地飘入我的心房；豆蔻年华，一家人坐在餐桌旁，围绕热点新闻，各抒己见。

于是，我顺理成章地考入广西民族大学，所学专业是对外汉语（印尼语）方向。大二时，我和班里的六位同学前往印尼，在巴厘岛的乌达雅娜大学留学。

为了让生活变得更加充实，我在当地的一家中文学校当兼职中文讲师。在这里，我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位外籍学生——义正。他是一位美国人，对咏春拳表现出很浓厚的兴趣。

课余时间，他会邀请我出去旅行。课堂上，我是他的老师；下课后，我们却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不知道这位美国朋友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他只想在亚洲生活，不愿返回美国。

（在印尼和学生合影）

他的选择颠覆了我的认知，美国不是很多人向往的国度么？从那时起，我的心里就种下一颗种子，有机会一定要去美国一探究竟。

一年后，我回国，开始准备研究生考试。经过寒窗苦读，我成为广西师范大学的研究生，专业是国际中文教育。学校对国际中文教育专业的学生提出了实习要求，由于我本科学过印尼语，于是又被安排到了印尼进行教学。

这一刻，上帝丢下了骰子，把我的命运与国际中文教学紧密地绑定在一起，由此我开启了我的“国际教学生涯”。

第一站：印尼

2015年9月，我再次回到印尼，这一次是在印度尼西亚玛琅国立大学孔子学院担任中文教师。

对我而言，这绝对是一次挑战。试想，一位中国的研究生，给年龄相仿的印尼学生讲课，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呢？

紧张！紧张！紧张！

（在印尼玛琅国立大学中文系上课）

尽管在上课前一天，同事已经带我提前“踩点”，让我熟悉从宿舍到教室的路程，并且让我站在讲台上感受“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但是，提前的熟悉并没有给我带来些许安慰，反而使我更加紧张。

上课当天，我尽量放缓脚步，让自己进教室的步伐变得稳健一些。如此一来，脚步声就不会显得凌乱，等待在教室的学生也不会因此而揣测到我的惴惴不安。

我试图让自己变得成熟起来，我穿上了准备已久的衬衫和工装裤，我大声说出了自己之前对着镜子练习了一遍又一遍的自我介绍。

我至今还记得学生看到我吃惊的表情，他们也一定没想到自己的中文老师如此年轻，以至于看上去像是同龄人。

就这样，第一节课，在彼此的“观望”中结束了。课堂纪律很好，学生们并没有因为我像同龄人就给我难堪，反而非常尊重老师。

（印尼东爪哇赛区“汉语桥”比赛）

可能是受中国古代儒家文化的影响，东南亚尊师重道的氛围非常浓厚。在这里有一种称为“Salim”的礼节，即学生遇到教师后，会弯下腰，低下头，捧起老师的手，贴到自己额头，以示对教师的尊重。

在印尼 玛琅孔院的实习期内，我逐一完成了广西师范大学对我的实习要求：一篇毕业论文、一次文化活动报告、五次课堂实录视频、十个跨文化交际案例的分析。

第二站：南非

2017年3月，我独自踏上前往南半球的航班，到南非德班理工大学孔子学院任教。

一下飞机，我就觉得自己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南半球的风非常干燥，空气中还夹杂着海水的味道，就好像淄博的海鲜烧烤忘记放孜然的感觉，我下意识地取出保湿露涂抹在面颊。

走出机场，映入眼帘的是：各种肤色的人，穿着短袖短裤，脚蹬人字拖，匆匆忙忙地走来走去，显得仍旧穿着毛衣的我很另类。

南非素有“彩虹之国”的称呼，因为这个国家由不同肤色的人组成。比起印尼，这里的学生身材高大魁梧，站在学生当中，我像极了那个误入“巨人国”的小矮人。

也正因为如此，当他们发生争执时，我就显得不知所措了。

（在南非和当地舞者的合照）

在一次活动结束后，两位学生因为座位问题大声争执起来，最后还是在我们院长和其他学生的劝导下才平息下来。

事后，一位学生问我：“Katerina， 如果他们打起来了，你怎么办？”在我低头沉思时，她又给出答案：“你应该跑，马上跑，跑得越远越好！”尽管是开玩笑，可是却很现实。

2017年7月，因为国内有访问团和电视台来访，院长给我布置了教学任务，我需要给汉语水平参差不齐的学生准备一堂中文课。

为了这节中文课，我花费了一天的时间认真备课，因为这次的学生都是随机组合而成，我对他们的汉语掌握情况并不了解，如果只是从教材中选择枯燥内容来谈，势必会降低课堂的活跃度。

于是我选择了《“小马云”在杭州上暑期补习班》这篇文章，难度级别为HSK二级。在课堂教学前，我问学生这篇文章的难易程度，部分学生回答“非常简单”，部分学生回答“我完全不懂它在说什么”。

果然，在课堂教学时，层次化现象非常明显。课前回答“非常简单”的学生积极互动，基本维持了课堂的活跃程度，而其他学生选择了沉默。

（我接受国内新闻媒体采访）

课后我接受了国内电视台的采访。2017年8月15日18:40分，福建卫视《福建卫视新闻》栏目播出题为“南非德班理工大学孔子学院：以语言为媒，做交流信使”的专题采访报道，新闻历时4分30秒。8月25日，央视也播放了这个采访报道。

以前听说黑人的节奏感强，印象中他们穿着草裙，拿着腰鼓，用宽厚的手掌有节奏的敲击，并做出夸张的舞蹈动作，以此来展示自己热情好客的一面。

事实上不仅如此，在课堂教学时，我发现：南非的黑人口语水平普遍高于白种人。他们发音时，露出洁白的牙齿，可以用标准的中文说：“你好，我爱中国。”

尽管种族隔离制度已经废除近20年，可是这里的黑人和白人之间仍然屹立着一面无形的墙，他们彼此间交流很少，圈层文化明显，分别有属于自己的社交空间。

第三站：美国

我的第一名外籍学员义正想要逃离美国，这在我心中始终充满疑问，美国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国度呢？

2018年8月，我到波特兰州立大学孔子学院下属教学点——Access中学任教，揭开了心中的谜团。

（在美国的初中课堂）

亚洲教师看起来比较年轻，我刚入职任教，时常被这些孩子气哭，可以说那时的自己简直毫无威信可言。

在一次中文课堂，一个男孩突然攻击另一个男孩，攻击者似乎充满怒气，每一拳都力道十足，被打学生也不依不饶，双方谁也不让谁。

事发突然，我愣了几秒钟后，赶紧冲上前去，把两名学生拉开，询问原因，答案却让我大吃一惊。

原来，被打同学在上课时，悄悄地说了不尊重我的话，其他同学听到，为我打抱不平，就直接用拳头说话了。我要求打人的同学在全班面前承认错误，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同时也说出下面的话：

“她是我们的老师，她不会说我们的语言，但是她毅然从很远的地方来给我们讲课，并且独自一人生活，我觉得她很勇敢，我们都应该尊重她。现在是上中文课的时间，西班牙语课已经结束，我希望大家能好好地上中文课。”

（在美国参加社区音乐会）

期末考完试后，这位学生交给我一张卡片，卡片上用歪歪扭扭的英文表达了对我的感谢，同时也饱含对我勇敢精神的夸赞。那张卡片我带回了国，现在还在我房间里放着。

其实，我很感谢这个男孩子，自从平息那件事之后，班里的学生都非常尊敬我，再也没有出现学生在课堂上捣乱的现象了。

美国教学强调因材施教，尊重学生个性的发展，并且非常注重课堂教学质量。在教学时，孔院教师必须学会处理纷繁复杂的关系。

学生、家长、同事之间，必须找到合适的平衡点，创设良好的课堂教学氛围，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印象中大家总会觉得从中国来的老师循规蹈矩、一板一眼，然而美国学生却是极度崇尚自由平等。于是，如何在不同文化氛围出现碰撞时寻求平衡点，就需要孔院教师发挥“中国智慧”了。

第四站：奥地利

（维也纳的中央公墓）

在维也纳的中央公墓沉睡着三位巨人，从左到右依次是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由于我从小就学古典音乐，所以对音乐大师有着独特的理解，他们也曾孤独、也曾彷徨，音乐成了他们生命中重要的救赎。

在海外的生活中，每当我心情烦躁时，都会听古典音乐，这样就可以让我的心情变得平静。

2022年1月，我来到世界音乐之都——维也纳，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做中文教师。

在这座充满艺术气息的世界音乐之都，有着其独特的文化氛围，你所熟悉的阿尔卑斯山、多瑙河、维也纳歌剧院、哥特风格的教堂、维也纳森林都可以在这里一览无遗。

当然，我是来讲课的，总是介绍维也纳似乎有些“不务正业”，现在“悬崖勒马”，回到“正轨”。

（在奥地利的语言课堂）

在维也纳，我的学生皆为社会人士，因此时常采用话题式教学法。有一次，围绕婚姻问题进行探讨时，我惊讶地发现： 欧洲的年轻学生大多都秉持不结婚的理念，做好自己，活在当下才是正确的选择。

我想这也是欧洲人口老龄化的根源所在吧。在欧洲国家，如果想要实现人口正增长，那么最好从文化角度切入，扭转年轻人过于开放的思想理念，不失为一步妙棋。可是，难度系数着实很高。

相比年轻群体，一些年长的学生却认为结婚是人生的必要路径，不结婚就意味着逃避责任，可以随时跑路，这是非常随意，甚至不严谨的错误行为。

话题讨论结束后，我就想：如果让两代人观点互换，那么现在的欧洲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我和我的欧洲学生们）

在奥地利生活，有些细节值得注意，比如不要在街边随便接受别人的鲜花。以下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

等了好久，终于盼到维也纳博物馆的年卡，我站在博物馆门口等待朋友。这时，一位瘦女人手捧花出现在我的面前。受国外电影影响，在欧洲的街头，总有陌生人献给我们特别的惊喜。我欣然收下，微笑道谢。

我刚接过鲜花，另外一位胖女人又把一朵红色玫瑰送给我。我再次收下，表示感谢。

真是电影害死人啊！本以为是一场与鲜花的浪漫邂逅，却成为和吉卜赛人的“亲密接触”。

我刚收下鲜花，第一位送花的瘦女人就问我要钱。中国人常说“送人玫瑰，手留余香”，现在却成了拿人玫瑰，手心被刺。碍于情面，我掏出钱包，找出最小面额的10欧元给了那位瘦女人。

（在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

胖女人见状，迅速围了过来，用命令的口吻跟我说：“你给了她10欧元，也必须给我10欧元。”她步步紧逼，甚至伸出手，想要抢夺我的钱包。

这时，维也纳博物馆的保安挡在我的身前，以报警威胁，胁迫她们离开。看到身强力壮的保安，这两个女人骂骂咧咧地离开了。

保安告诉我：这两个女人是吉卜赛人。在维也纳，有很多吉卜赛人以送花形式，向国外游客乞讨。有些吉卜赛人甚至用偷和抢的方式谋生。这些人的存在，极大的损坏了维也纳的城市形象。

所以，在维也纳，千万不要随便接受陌生人的鲜花。

此外，这里的楼层标注也格外不同，第一层是字母“E”，从第二层开始，才是我们熟悉的数字“1、2、3……”

（奥地利的圣诞市场）

在奥地利，AA制是默认的支付方式。待顾客用餐结束后，服务员会拿着刷卡机，走到每一位顾客身边，说明餐饮价格，依次刷卡。

虽然他们根据用餐金额，提前算出平均每人需支付费用，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有些不适应，毕竟我们习惯于请客者买单。

类似于这样的生活细节还有很多。我在维也纳已经工作一年多了，当前仍处于“解锁”状态。不同的生活习惯需要主动适应，这样才可以让自己成为一名充分了解世界文化的国际中文教师。

（参加联合国中文日活动）

在每一次出发前，孔子学院的同事都会用“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相互鼓励。在世界各地，都有我们这样国际中文教师默默地耕耘着。所有人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讲好中国故事，唱好中国声音。

我很幸运，并不是运气有多好，而是有强大的祖国为我遮风挡雨。正是祖国繁荣昌盛，才可以让我们孔院教师备受尊重。

明天充满希望，我依然在路上。

（欢迎大家关注我）

【口述：廖诗琴】

【编辑：思想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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