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荷兰殖民地印尼土著社会遭遇了怎样的“福利衰退”问题？ 观热点

在自由主义政策阶段，原住民的利益不仅并未彰显，土著社会反而面临着渐趋严重的“福利衰退”问题。

到1900年，殖民地经济甚至陷入萧条。为摆脱困境殖民机构加重对土著的税收，激起土著的不满，反抗运动此起彼伏。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土著社会出现经济和生活衰退状况

土著社会福利衰退现象与资本家和封建势力对原住民的剥削有直接相关性。一方面，土著受到西方资本家剥削。

虽然1870年《土地法》禁止土著将土地转让给外来者，但在实际操作中，不少外国资本家与种植园主通过各种手段租借甚至掠夺土著土地。据统计，1877-1883年间爪哇共租出土地7.7万公顷，外岛11.2万公顷；1883-1900年间爪哇与外岛租出土地数量相应地增加到23.6万公顷和41.6万公顷。

此外，平民从资本家那里得到的租金和工资较以往大幅下降。在强迫种植制度时期农民以每亩42.48荷兰盾收取租金，到了1900年，相同的土地农民每亩只获得25荷兰盾；据20世纪初的官方调查显示，“工资出现了或多或少的下降”。

不仅如此，土著的工作机会也在减少，甚至不少土著处于失业状态。另一方面，农民遭到封建势力压迫。自由主义政策破坏了自然经济使得农民卷入商品货币关系，加速农村的经济分化。

村社上层分子、高利贷者和富农乘机占领土地，成为新地主。封建势力不仅没有维护普通印尼人的利益，甚至对已经贫困不堪的平民进行再剥削与再压迫，平民的生活愈发贫困。

荷兰实行自由主义政策并未提高土著的社会福利水平，土著尤其是印尼农民的收入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下降。1900年农民实际收入只有1877年的一半。原住民的生活质量下降实属必然。即便是荷兰资本家都对土著生活状况表示同情。

印尼群岛的天灾使土著生活雪上加霜

自由主义政策时期印尼群岛多次遭受饥荒、疾病以及自然灾害的侵袭。首先，收成锐减导致土著面临经济崩溃的威胁。1879年发生牛瘟，大批耕牛死亡，其结果是农民无力耕种稻田而导致收成锐减。继1897年和1898年的经济恐慌之后，又出现了农作物的病虫害。最终导致群岛饥荒盛行。

此外，疾病以及自然灾害对土著造成死亡威胁。在1880-1881年间，热病的传播导致4万人死亡。1883年，万丹南角的喀拉喀托火山口喷发以及随之而来的海啸活动，导致许多村庄被毁，2.1万人死亡。

1899-1903年的尔厄尔尼诺干旱更是体现出土著社会的悲惨境遇：霍乱盛行，食物价格猛涨；耕种稻田必需的耕畜和提供肉食的动物死于牛瘟；饥荒造成大量死亡，死尸多得“无法埋藏”。印尼群岛的天灾使得土著生活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面对天灾人祸，殖民机构并未采取适当措施进行救济，反而继续进行殖民剥削，尤其是加紧对地租的征收，激起土著不满。荷兰殖民机构对土著征收的地租在1867年为2550万盾，到1897年升至5300万盾，30年间增长率为208%。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深受压迫的土著进行反抗，各地开始出现小规模的起义斗争。19世纪80年代主张平均主义的萨敏运动的兴起对荷兰殖民统治造成一定威胁。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农民的起义逐渐汇聚成一股令荷印机构恐惧的力量。荷兰治理当局逐渐意识到国家干预的重要性与有效性。

面临国际及殖民地双重压力，荷兰人开始意识到实行新殖民政策以挽救殖民统治危机的重要性与紧迫性。荷兰社会各界人士开始反思与抨击旧殖民政策，为新政策的出台呐喊。

荷兰人社会政治局势的转变

首先，荷兰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工业资产阶级力量发展壮大，并逐渐掌握海牙政权。荷兰议会内部一直存在保守派与自由派之争。保守派与自由派殖民印尼群岛的目的一致，即实现殖民利益最大化。

但二者的措施与手段并不相同，保守派希望通过国家干预管理殖民地事务，而自由派则主张资本自由发展。自由主义政策后期，在国内外局势变动以及舆论压力下，政治家们逐渐意识到自由主义政策的局限性，开始对这一政策进行反思。

早在1880年，保守派凯珀在“我们的程序”中声称：无论是由国家或私人企业进行的剥削都必须让位于基于国家管理下的道德责任政策，也就意味着为其最佳利益有责任在道德原则上教化东印度，最终实现东印度自治。

自由党人同样意识到国家干预的重要性。第一个表达出伦理倾向的是范·丹德。他在1891年的第一次预算演讲中宣布要促使东印度成为分权国家，通过对公共工程的慷慨投入以及消除进步的障碍进而将印尼的财政建立在人民福利不断增加的坚实基础之上；他还主张大力推进压制亚齐的叛乱分子。

这篇演讲突出新时代的主题：分权、效率、福利和扩张，他因而被誉为“新殖民主义趋势的纯粹化身”。荷兰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自由党人范·德文特在为自由党起草的新党纲中同样提到福利和地方分权的重要性，并主张国家机关要更多地雇佣原住民。此时，社会党逐渐崛起并对群岛土著的境况表示同情。

最终，荷兰国内政治势力在对荷兰自由主义政策反思的基础上一致主张分权，希望保留对东印度权力的同时把所有工作交给东印度机构，并同意将东印度的福利放在殖民政策的突出位置。这为新政策的出台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其次，荷印殖民机构基于理想与现实的需求要求获得权力。一方面，殖民官员的统治热情遭到了现实的打击。自由主义政策施行以来，新一代荷兰殖民官员拥有更大的热情为“荷兰的伟大殖民目的”出一份力。

这些人想要一个更有效率、更人道的机构以促进福利。尽管他们希望比前任官员为人民做更多的事，但能做的却更少。荷兰本国把控权力，殖民官员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小。在统治热情的推动下，他们希望不受荷兰控制，要求进行分权。

另一方面，殖民机构财政收支出现入不敷出状态。随着外国资本大量涌入印尼，殖民机构为满足资本家的发展需求大力修建基础设施。由于修建道路和改善灌溉设施的费用全部由国家承当，他们对议会管控经济感到不满。

不仅如此，荷印殖民机构为私人企业修筑铁路、电车、矿车、改善和扩大道路、港口以及灌溉工程，花费巨额资金。到1900年，殖民机构建设基础设施花费了2.5亿盾，其中港湾建设.3亿盾，铁道铺设1.5亿盾，灌溉工程.2亿盾。

但享受了基础设施建设福利的资本家却拒绝缴纳应缴税款。不仅如此，他们拒绝为荷印机构发动侵略外岛战争所花费的巨额开支慷慨解囊。

殖民地财政入不敷出，财政赤字从1883年的4500万荷兰盾上升到1898年的5500万荷兰盾。荷印殖民官员在其对印尼殖民热情以及政治经济需求遭到无权打击时必然要求改革统治政策以维系荷印机构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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